北京的深秋,夜风已经带上了凛冽的寒意,吹得窗棂微微作响,像是某种不安分的预兆。
第二天下午三点,那个来自上海投资机构的电话,像是一道毫无征兆的指令,强行切断了我原本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,却意外地接通了我内心深处那根最隐秘的、渴望失控的神经。
“林总,这一轮融资出了点棘手的问题,资方要求核心团队必须到场面对面谈判。机票已经给您订好了,今晚十点的虹桥航班,预计要在那边待一周。”
挂了电话,我看着办公桌上的日历,那上面原本圈出的周末家庭日显得格外刺眼。
脑海里没有工作的焦虑,反而涌起了一种难以言喻的、近乎颤栗的兴奋。
一周。七天。一百六十八个小时。
我要离开北京,离开这个家,离开苏媚整整七天。
在这个由物理距离产生的巨大真空期里,我的妻子,那个刚刚被开发出熟韵、正处于欲望觉醒期的女人,将处于一种完全无人看管的野生状态。
如果是以前,我会担心,会不舍,会千叮咛万嘱咐。
但现在,作为那个已经在“绿帽癖”深渊里尝到了甜头、甚至对此上了瘾的男人,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,这又是一个绝佳的“献妻”机会。
这是一个上帝留给我们的缺口,一个让剧情从有人监管的偷情走向彻底放纵的同居的完美借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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